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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代表建议中提出的“关于探索和实施鼓励生育二孩制度”内容，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答复称，“采取经济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减轻很多家庭的经济顾虑和压力，刺激生育意愿。但能否直接给予二孩家庭奖励，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测算和政策论证”。 生育奖励背后藏着巨大的人口焦虑，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结构冲击波正一轮轮袭来。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523万的出生人口创下1962年以来的新低。 应对低生育，奖励生育却是一道复杂的社会实践题。低生育率是许多国家与地区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地区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但很多国家奖励生育政策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单纯的生育奖励往往只能刺激到那些吃福利的人，生出来的可能是更多的吃福利者，而不是真正对社会有积极贡献的生产者。 如果生育补贴来自对生产者的税收抽成，这种不改变代际财富收入分配格局的生育奖励，在中国目前现收现支的社保制度之下，年轻的工作者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保留更多的自己份额，总体上也不会提升生育后代的能力。 除了现实的社会保障制度，生育观念的影响更加潜移默化。从“只生一个好”的社会动员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的逐步放宽，实行了整一代人的生育管制之后，要扭转生育观念不是那么容易。“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意味着国人的生育潜能有了相对充分的释放，如果大家对生二孩还不积极，那么也别指望“奖励”能让大家积极生三孩。 丁克、少子化、享受当下、及时行乐开始成为部分年轻人的主流观念，这些群体不断壮大就将低生育率合理化，在他们眼中，多生育是自讨苦吃的“另类”，解锁低生育率的路径紧靠生育补贴将很难撬动。 三十年不发作，一发作三十年。中国此前几十年高速发展，很重要的增长动力在于非常充裕的人口红利。这也反过来说明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动，无论转型的必要性还是艰巨性都不是只靠奖励生育就能轻易实现的。 在“未富先老”的坚硬事实面前，要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应避免“一锤子”买卖。政策设计乃至发展战略应该是一整套相关联的社会制度，这套制度既要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也要体察社会细分群体的利益诉求，要涵盖计生、医疗、教育、社保、户籍，更要波及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等全方位的战略调整。 随着时代变迁，那些看似宏观的生育愿景，早已演变为微观的现实考量，远比单纯的奖励生育富有更加具体的现实意义。从去哪里生娃，到一家医院妇产科的医疗能力，再到一家幼儿园的社区配套，每一个细枝末节都是影响生育预期的一小步，也是撼动中国人口结构的一大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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