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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志在学术的年轻人都面临一个难题：专业化学术生产和人生价值感之间的断裂。如何处理这种断裂？ 韦伯百年前的演讲就对此做了回应。近日，北大和三联书店联合举办“学术作为天职”的讲座，聊到韦伯对中国当下学术体制化和专业化的现实意义，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建议。 采写 | 新京报特约记者 徐悦东 后退的发际线，加深的近视度数，或整天埋头于卷帙浩繁的故纸堆里，或一天也不说一句话藏身于实验室中，毕业后还得面临着找工作的烦恼，还有繁琐复杂的考评机制，这是当今很多博士生的日常烦恼。更为关键的是，许多博士生所做的学术与自己日常的生活体验脱离非常严重，他们很难在学术生活中找到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也找不到心灵的归宿。这种精神危机，使得他们跟很多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在日复一日的专业知识生产中迷失了自我。 其实马克斯·韦伯早在101年前就对这些现象和趋势做出过回应。他给慕尼黑大学的青年学子们做的《科学作为天职》演讲，对科学工作及其信仰和职业伦理关系，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韦伯再三劝诫同学们，“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但直到今天，这篇演讲却鼓励着一代一代青年投身学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韦伯这篇百年前的演讲，又如何解答专业化的学术生产和价值感之间的断裂的难题？对中国当下学术体制化和专业化的困境有什么现实意义？对一个大学来说，什么样的大学才是理想的？ 《科学作为天职》 作者：（德）马克斯·韦伯 等著；李猛 编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8月 为了纪念这篇百年前的演讲，韦伯研究者李猛教授以“我们时代的命运”为核心关切，编选了《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对话》一书。以此为契机，11月27日晚，北京大学文研院与三联书店共同请来了渠敬东、田耕、李猛、郑戈、刘宁和应星，从社会学、哲学、法学和文学等不同学科，来讨论韦伯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学术的天职”究竟是什么。这次讨论从韦伯的时代语境和思想脉络中，理解他的思考与命题，直面中国当下的教育和学术的理念与体制困境，探讨中国大学的未来与可能。 在学术中找不到指导人生的价值，怎么办？ 很多志在学术的博士生，或者已经迈入讲坛的青年老师，忙于文山会海，绩效考评之间，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如幽灵般浮现：他们依然困惑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大问题，但是他们所做的学术实在是太“细”了，无法解答他们的大问题。他们从前投身学术的初心，也早因为琐碎的绩效考评和论文抛到了脑后。 其实这个困惑，在101年前的德国大学生就已经体会到了，这也是韦伯这篇演讲的背景。李猛认为，当时正值一战末期，德国学生对未来非常迷茫。特别是那时，德国的大学开始美国化——这意味着大学开始强调专业化，并高度经营化，像工厂和企业一样——学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官僚机器或资本主义的某种工具。当时很多德国年轻人，对这种枯燥的学术感到厌烦，他们希望能在学术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导师，给自己提供根本意义上的价值指导。这种专业化的学术跟人性全面发展的需求，产生了内在的冲突。 其实，洪堡之后建立的德国现代大学，它的传统理想是高度教化的，包括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都支持这种传统。但在韦伯这个时代，这个理想已经开始难以维系下去。实际上在1917年，韦伯就预见到了未来德国高等教育美国化的大趋势。我们很难说韦伯赞同这种变化，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命运。这也是韦伯这篇演讲前半部分的主题。 在这篇演讲的后半部分，韦伯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期待。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指望从科学里面听到有关人生价值的指导。虽然如此，但他也没有告诉大家科学研究仅仅作为一个职业就够了。他依然激励着我们，去想得更深更远。后来，这篇演讲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韦伯回避了科学本身的政治后果，比如说卢卡奇、沃格林和施特劳斯都从不同立场对此提出了批评。
讲座活动现场，从左至右分别为田耕、刘宁、郑戈、应星、李猛和渠敬东 但其实，韦伯在这篇演讲里讲到科学，是有一个与之对话的背景的。郑戈认为，在韦伯眼里，科学的功用是为现代社会提供建设的螺丝钉。现代社会是一部机器，这个机器上有管理国家的官僚，还有学者。这些官僚并不是政治家，他们跟学者很像，只是螺丝钉。所以韦伯还有一篇“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与“科学作为天职”相辅相成。 韦伯这两篇演讲，针对的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格奥尔格圈子，他们想要挣脱资本主义学术体制的束缚，去塑造一个“神秘德国”或者“隐秘德国”，主张回到文明的、古老的和神秘的氛围中去。显然这种“神秘德国”，是反对自然科学方法的。他们要靠非常抒情浪漫主义的语言，来描述领袖的精神气质，并希望用这种精神气质来感召德国民众，使他们凝聚起来，赋予他们意义。这也是韦伯处处要提到科学的原因。韦伯显然认为，我们必须小心这样做，因为这个时代不存在着先知。 所以，韦伯反对所谓的通识教育，他主张科学，讲因果关系，所以他对年轻人普遍困惑的回答是，我们不仅别指望从科学里得到人生的价值指导，而且价值选择也不是老师能教你的。那既然我们不能从学术里找到价值指导，我们为什么做学术？驱动力是什么？是激情吗？ 韦伯认为，我们做学术的内在驱动力并不是激情。虽然，休谟等哲学家觉得，只有激情才有驱动性力量，理性并不能驱动你去做事情，但是，韦伯认为，学者应该摒除激情，客观地描述事实，捋清因果关系。这种禁欲主义，跟他在新教伦理里发现的，每个人自己为自己拯救负责的新教徒一模一样。所有的职业特征就是，通过天职，把每个人都禁锢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并不是说学者就不能去碰触价值，韦伯告诉我们，而是学者要从价值和行动之间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因此，有人会误解韦伯，认为他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整篇演讲给人的印象是，价值选择是神秘的，不可说的，要留给每一个人处理，这才是这篇演讲的张力所在。
马克斯·韦伯 田耕则认为韦伯是反对虚无主义的英雄。韦伯作为一个德国精神贵族，其实对于高等教育的官僚化和专业化，表达了他的悲观之情，以及毫不妥协的态度。严格来说，韦伯这篇演讲的受众，并不是像他一样的学者，而是那种不打算以科学作为天职，甚至怀疑科学作为天职是一种意义的人。韦伯告诉他们，学术是不完美的，求真生活，跟求美生活或者神圣的生活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保有这些东西的可能性呢？这是他抛给我们的难题。可能这样的生活有遗憾，但是宁憾无悔，这是韦伯的生活态度。 我们假若终身从事这个行业，如韦伯笔下那样，我们必须经历一个理性化的斗争。所以价值意味着，怎么样找到让你的价值理性化的过程，从而，你的价值能在你的行动中正常运行。因为普遍的问题是，我们的行动往往跟我们的价值不符合。所以，韦伯恰恰是反对虚无主义的。 中国学术怎么面对体制化和专业化的大趋势？ 雷蒙·阿隆说过，韦伯永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101年前，韦伯那代学人面临的困境，其实与中国学术面临的困境非常相似。在近代，科学精神疾风劲雨般进入了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不可挑战的命运。渠敬东认为，因为科学和专业的引入，我们可以把学者截然不同地分成文化人和专家。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建立，实际上也隐藏着专业化和价值之间的矛盾，藏在每一代学者的心中。 蔡元培正好是在韦伯发表这篇演讲的那一年，上任北大校长，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定义了什么是大学，强调了学和术的不同。应星认为，蔡元培受德国大学理念影响比较深，他的基本理念和韦伯当年所说的其实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其中，他与韦伯比较相似的地方，是他们共同面临着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处境。韦伯面临着德国洪堡式的大学理念，慢慢地美国化的问题。蔡元培则强调，要摆脱中国传统文人式的研究，做专业化的研究和教学。所以在老北大，梁漱溟之所以辞职，就是因为他理解的教育是全人教育，可那时已经要求学科专业化了。钱穆到了香港，想找到中国传统书院和现代大学之间的平衡，但是最后还是被大学合并了。传统的中国教育和现代大学体制，如何找到合适结合点，是一个大问题。
蔡元培 刘宁认为，我们当下的学术体制，尤其是她所在的古典文学专业，近年来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急功近利。大家都身陷其中，非常痛苦，但好像又没有什么办法。其实我们不妨回望古代，看看古代中国人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 唐宋文人也承受着类似理性化的痛苦。像理学的产生，这种文化创造的努力，其实也是反抗理性化的一种结果。另外，“师道”的存在也是反抗理性化很重要的一笔。韩愈构建了“师”的概念。不同于柳宗元，韩愈愿意当“师”，他想让这些营营役役奔波劳碌的人们，追求一些和平常不一样的东西，呼吸一点不一样的空气。这个“师”是“天地君亲师”的“师”，以前只有天地君亲，没有“师”这个概念。在韩愈之后，因为有了这个“师”，世人才有了新的存在方式，对抗人生的无奈。这个“师”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老师，也是要跟天地相连，呈递着一种伦常关系。这给中国精神世界带来了很重要的传统，没有这个传统，来谈理学都是架空的。 因为一个人想独善其身，超脱于世，是很难的，尤其在理性枷锁空前强化的时代。所以韩愈说的“师”特别重要。不是说年纪大的人，才能成为你的老师，而是包括我们的知己，我们的朋友，就可成为志同道合的学习小组。宋代的士大夫就是靠着这种志同道合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才能政治的独木桥之外，开拓新的价值空间。 如今的学术界虽然看上去很热闹，但是其实也很单调。因为在体制强化之后，理论探索是非常受影响的，稍微虚一点的问题都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师道”所提倡的学习小组，也许是中国传统所带给我们的，面对体制化和专业化日益严重的一种解决方法。 这种体制化和专业化不仅是中国学界当下的问题，也是世界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实世界上很多学者，有着和我们一样的苦闷。渠敬东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巴黎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的教授来中国之后，说很羡慕中国的教授，因为这里有很多学生，对经典文本如此有兴趣，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和争论，这在法国很少遇到的。我们今天恰恰没有很好地去研究整个世界的学术生产体制，却讲要和世界接轨，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我们都在努力打造二流大学中的极品 随着大家重视大学排名，考评指标国际化，现在很多中国的大学在这几十年间排名迅地提升。郑戈认为，这样的话，有一些在全球化学科体制中很难被定义为知识的东西，就失去了它的生存空间。而且，这扭曲着学者本身，使得学者成为一个不完整的人，困在自己流水线般的生存节奏里，以至于对天地万物都没有感受。 那么，理想中的大学该是什么样的呢？ 李猛认为，大学一般来说，被看作一个人类保存文明遗产的重要文化机构。但是在美国，大学变成了社会创新进步的发动机，而不是因为为美国社会传承文明。 所以，一个工科学校，就会觉得专业化很不错。因为它使得社会创新和科学进步很有效率。但是作为文明的堡垒的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中国当年建北大的考虑，恐怕是想通过学科专业化，整理国故，来保住文明。实际上，今天可以看到，大家对用新学术来保存旧文明这个理想，已经不那么认同了。因为新学术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每个人都会掉进了考评体制里。要是某个学者过于关注文明，这就会被这套体制抛弃，因为这对社会创新进步毫无作用。 郑戈谈到，在演讲前跟几位老师聊天提到，全世界都在打造二流的大学中的极品，我们都只是负责把螺丝钉做好而已。其实，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大学之间应该要有明确分工。有一小部分大学，得作为文明传承者，这种大学应该要有生存空间。而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制造螺丝钉。 比如说北大，就应该承担文明传承的重任。但是大家总喜欢拿北大跟世界上的其他大学比，在比较中，我们就会关注一些可以评比的指标，有关文明传承的责任就被完全忽略了。渠敬东认为，比如说，像北大中文系，至少唐宋文学或者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就是世界第一，因为假如我们把它理解成独特的，有文明传递性质的学科，这就是不可比较的。 在专业化的考评机制下， 高校教师该如何担起教学的责任？ 在这种绩效考评体系里，会使得很多老师不注重教学，只看重科研。在理论上来说，老师的工作主要是写论文，而不是教学。因为在这样的机制里，对教学倾注一点点的感情和责任，都是很不划算的。所以，教师的伦理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种考评体制使得教学和科研分离，教学变成了一种良心活，变成了考验老师的底线的活动，应星认为，这是今天教师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此外，韦伯认为，所谓的政治立场和激情，是不能在课堂里传授的，老师要做的，是要给学生去展示现实的复杂性。所以当今一些在课堂上看起来很受欢迎的老师，在韦伯眼里，其实都有煽动家的嫌疑。
马克斯·韦伯 郑戈也表示赞同。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谄媚学生，或者给学生灌输一种价值观，是非常廉价的行为。因为，实际上一个人选择了一种价值观后，按理说，你会依这种价值观行动。但是，你现实中的行动，却很可能跟你的价值观相矛盾，这就是老师应该要讲给学生听的现实复杂性。 除此之外，李猛还认为，老师还得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老师在带你研究的过程中，不仅仅训练学生的技术，更帮助学生进入一个学术的传统中，和跟大的学术共同体联系起来。因为，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一定和这个学术传统中的内在的核心问题有关。 因为技术性的学术训练是很容易令人厌倦的，很多人在渡过了所有学术门槛之后，发现自己丢失了当初做学术的动机，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学术，继续做学术的唯一理由是没法干别的，这是非常可悲的。老师和朋友的作用就是，要让学生知道，其实也有很多人跟你关心一样的问题，你关心的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是老师不能让你成为伟大的学者。在经历了专业化的考验之后，我们最终能否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还是要通过我们的人格。学术上非常残酷的一点就是，人格本身不能代替学术，但是没有人格，也许不可能有真正有价值的学术。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徐悦东；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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