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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十三，清朝第六位皇帝乾隆盼了好久的长途旅游终于成行。 陪他一道的是崇庆皇太后和众位妃嫔。他们从正阳门出发，随行侍卫队、仪仗队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乾隆皇帝头戴黑色行冠，身穿石青色行褂、黄色行裳，脚上蹬着黑色缎靴，坐骑是一匹白色骏马。 此行目的地，是他最熟悉又最陌生的江南。往返行程共计5800里，历时三个多月。之后，他在任上又曾五下江南。 对乾隆来说，江南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在此之前，他从未去过那里，但已经在密折奏报里，对江南了如指掌。顺治帝期间，中央政府在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设立织造局，专办宫廷所需纺织物品。到康熙年间，江南三织造实则成为皇帝的情报组织，秘密搜集当地官场、社会情况。 在清朝的统治中，织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其他地区并无类似设置。以此可见，江南在皇帝心里的位置之重。 豪华旅行团 《乾隆南巡图卷》驻跸姑苏中的乾隆形象。细看之下，乾隆的身姿，比周围人大了一号。（@视觉中国 图） 即位之初，乾隆就想到江南去了。这种情结，源于他的祖父康熙皇帝。 康熙一生也曾六下江南。乾隆曾对人说：“朕恭读圣祖康熙皇帝实录，上面详细记载着祖父侍候皇太后南巡的历史。当时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齐声赞颂皇家的孝顺美德，朕心里真是羡慕极了。” 1741年，乾隆登基的第五个年头，他派大学士讷亲作为先行军去江南探路。 讷亲显然并不赞同皇帝南下，在苏州考察一番后，他发回奏折向乾隆介绍道：“苏州城外的虎丘还算得上名胜，实际上像一个大坟堆。苏州城里河道狭窄，粪便船只拥挤在一起，过了中午就臭不可闻，根本不算什么风景。” 乾隆的兴头被浇了一瓢冷水。不过，他并未死心，等了近10年，时机总算来了。辅政大臣鄂尔泰去世，讷亲去世，张廷玉退休。那些阻碍他南下的老臣不在，没人能挡住乾隆南下的脚步。偏偏这时，江南官吏早已摸准了圣意，上奏邀请皇帝到江浙地区考察。乾隆顺势答应下来。 得偿夙愿，乾隆自然要下大力气好好准备一番。跟康熙的“躬行节俭”、“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相比，乾隆简直是个“散财童子”，一路极尽铺张之能事。 出行前一年，各项准备就已开始。修船铺路：乾隆所到之处，御道要求中心正路宽一丈六尺，两旁马路各七尺，石桥石路要铺上黄土，清水泼街。皇帝搭乘的两艘御舟也开始打造。整个南下船队有1000多艘，前面有侍卫开道，内阁官员尾随殿后。负责给御舟拉纤的河兵有3600人，分为6班，每班600人。 皇帝行到哪里，哪里便要建起行宫。为了给他遮阳，沿途还要搭盖天棚，直到后来，这些彩棚甚至成了运河两岸的独特风景线，专供乾隆行舟时欣赏。 为了保证乾隆有“宾至如归”的用户体验，京城早就将物资运送到各地，其中包括75头奶牛，1000只羊和300头牛。就连煮茶用的水都讲究到近乎苛刻。乾隆有一套特制的水质检测系统，可以评定用水等级。据这套系统检测，京西玉泉山泉水最佳，到了江苏和浙江，则分别取用镇江金山泉水和杭州虎跑泉水，不过两者都只能算是次等水，勉强还能入口。 六次下江南，乾隆一共花了2000万两白银，当时全国财政的年收入不过5000万两。 当然，除了官方花费外，还有民间赞助。乾隆下江南的最大赞助商是江南地区的盐商。在乾隆第三、五、六次江南行中，两淮盐商每次都捐银一百万两。此外，他们还帮乾隆装修行宫。第一次旅行时，扬州商人就在平山堂行宫栽植梅花一万株，贡献各色古玩珍宝不计其数。 商人地位不高，却最精明。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当时朝廷的食盐买卖遵循官督商办的“引盐制”。朝廷会选出特许经销商，划定盐场和销售区域，分配购销额度。盐商手里有券，才能做买卖。得到赞助的皇帝当然也要礼尚往来。有一年，乾隆下令“准其每引加耗二十斤”。这意味着每张券能多买20斤盐，这等于是在为盐商创收。 在花钱的问题上，乾隆可比康熙想得开。康熙当政时，国库空虚，皇帝站出来背锅，承认自己几次下江南花了不少钱。到乾隆这儿，他却说：“朕为太平天子，省方观民，即动帑金以供巡幸，亦无不可。” 乾隆罗曼蒂克史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结束第一趟南下旅游行程不久，这位年轻的皇帝收到一份来自云贵总督的密报。乾隆这才知道，民间正流传一份伪造的奏稿，攻击他执政失德，还列出了“五不解、十大过”。 据历史学家张宏杰考证，这其中就涉及到他刚刚结束的第一次江南之行，批评乾隆南下浪费民脂民膏，其下江南最根本的目的，是追求美色。最后，这份伪奏还对“满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难”。 显然，乾隆为了美女下江南的说法，当时就已出现。在故宫图书馆副馆长向斯看来，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乾隆是最会玩的皇帝，”向斯说，“美女肯定是乾隆下江南的目的之一。” 在乾隆下江南期间，曾发生过一段“皇后断发”的事情。 乾隆三十年（1765年）正月，乾隆开始了第四次江南行，那拉皇后随行。二月初十，皇帝还为那拉皇后庆祝了48岁生日。短短8天后，皇帝就下令将皇后先行走水路送回北京。等到乾隆返回紫禁城，又收回了那拉皇后手中的四份册宝，等于夺了皇后的名号。他还解释道，“皇后在杭州突然发疯，自行断发，这是天家最忌讳的。” 关于那拉皇后被废，有两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一个是皇帝想将令贵妃魏佳氏晋封为皇贵妃，皇后不允，断发相逼，谁知反被废；另一个说法是乾隆南下期间，一路上处处留情，皇后苦谏触怒圣颜。 在众多戏说乾隆的影视剧中，这位原本严厉且喜怒无常的皇帝，被刻画为一个浪漫的情种，也是由此而来。 据清代野史汇编《清稗类钞》记载，乾隆曾在清江浦得到女伶昭容，后来还用钿车锦帷把她送回扬州，赏了不少宝贝。还有女伶特意在自己的上衣肩头绣上一条小团龙，跟别人说那是皇帝抚摸过的地方。第四次下江南后，乾隆的确带了个江南美女陈氏回宫。一年后，乾隆封她为明常在，后升为贵人。此外，在清宫档案中，另一位禄贵人也有明确记载来自苏州。 即便如此，乾隆自然不会承认他下江南就是为了女人。即位之初，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做一位儒家经典里的明君，仁慈、公正、爱民如子。登基之后十多年里，他一直秉持轻刑、轻赋的思路，政治开明，体恤民情，结果不想却遭到这种指控。 盛怒之下，乾隆下令彻查，结果发现，那道指控自己的伪奏，已经传遍全国，各地民众都在传抄。“这件事情给了乾隆极为严重的心理刺激”，张宏杰分析道，加之第二年，又发生了马朝柱反清案，种种现实让乾隆认为，心存不轨的刁民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不论吃不吃得饱，总有人痴迷于皇帝梦而无法自拔。 复杂江南 对乾隆来说，江南是一个心态复杂的区域。 首先，江南富庶。江浙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0.8%和赋粮总数的30%，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68%。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江南，康乾盛世不再。 在当时，江南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文风最盛。以科举为例，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里，共举行了61科，其中，江浙两省出了51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87%。考察数量更多的进士，单是乾隆朝，共出进士5385人，其中21.3%出自江浙地区，为全国之首。 2014年9月24日，江苏省扬州市，瘦西湖风景区大型实景演出《乾隆下江南》现场。（@视觉中国 图） 但另一方面，清兵入关前，江南也是抵抗最激烈的地区，以至于出现人们熟悉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抗清过程中，文人对前朝的怀念和忠诚，又起到关键作用。 因此，对清朝前期几任皇帝而言，虽然江南是科举大省，但他们并不那么喜欢江南官员，相反，一直对江南官员非常警惕。 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曾经点评一位官员时就说，这人有经验、老到，是个明白人，“只恐有浙江习气”。他的爷爷康熙，更是如此。曹雪芹的爷爷曹寅，被康熙派到江南做织造，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监控那些江南出身的官员。比如做过康熙老师的原礼部尚书熊赐履，告老还乡，康熙就让曹寅监控他。熊赐履生病，曹寅上报的情况细致到谁来探并吃什么药，以及临终有何吩咐等等。 到乾隆治下，同样如此。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记录过乾隆任上一则流言引发的政治动荡。那原是一则并不可信的谣传：一些流民僧侣可以通过剪人辫子，收其魂魄。但这则流言很快引起乾隆的注意，并下发上谕，严查一切与“叫魂”有关的案件。主要原因是，他发现，各地出现的叫魂流言似乎都与江南有关。 “江南是问题的关键。”孔飞力分析道，“在弘历（乾隆皇帝的名字）看来，南方是汉族官僚文化的罪恶渊薮：腐败顽固，朋党比奸，懦弱虚伪。强健的旗人可能会陷入江南的魔咒；弘历会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受到江南文化蛊惑的满洲官员。” 对乾隆来说，想要了解江南的官僚系统，除了从密折里远程观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亲自去观察。有学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一组请安折档案中发现了乾隆在第四次南巡途中的“官员记载片”。它们被称为“总兵记载”。其中分别是所到之处的官员给皇帝递上的请安折子。官员名字的左边是乾隆朱批，有人得到的评价是“且将就而已，不甚满意”；有的写着“尚妥当，然只可此任而已”；也有的写着“有出息，好的”。 同时，乾隆还在江宁、京口（今镇江）、杭州等地组织声势浩大的阅兵典礼。偏安一隅的江南军队早就在安乐中丢了危机意识，将领们不骑马爱坐轿，士兵们乐于摆弄乐器胜过兵器。阅兵时，有不少人射箭脱靶，骑马坠地，乾隆气得罢了几位将军的职位。 尽管在无数影视剧中，乾隆下江南成了能装载任何风流史的容器，但归根到底，这是一次冠上了“皇权”的检阅，剥去罗曼蒂克的外衣，内核是一代君王的无上权威。 恩威并施 对江南的统治，乾隆可谓恩威并施。 乾隆曾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这跟康熙南巡如出一辙。祖孙俩下江南的第一要务都是先解决水患。在六次之中乾隆有五次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 第三次南巡时，乾隆甚至亲自参与浙江海塘建设。在到达浙江海宁的第二天，他就来到海塘施工第一线，并且亲自打桩。只是，施工过程中发现，此地多是泥沙很难稳固。焦虑的乾隆夜不能寐，三更便醒，写诗排解郁闷。 此外，乾隆还经常减免江南地区的赋税。单是第一次下江南就免除了江苏元年至十三年税欠地丁银228万余两，免浙江当年地丁银30万两。之后5次，减免所经之地当年地丁银的十分之三和江宁、苏州、杭州三省会附郭县当年地丁银。根据向斯统计，“乾隆南巡所到之地一般都是减免三分之一赋税。在他执政的60年间，减免的地方赋税超过1.8亿两白银”。 这无疑是为了树立一个宽仁、爱民的形象。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接地气，乾隆特许百姓一睹龙颜的机会。他下旨称，自己经过的地方，可以允许百姓在道旁观看，但不得喧扰。即便如此，皇帝出行，安保是红线。据《清稗类钞》记载，有一次途经扬州时，一个女子烧火做饭时燃起了烟，侍卫瞧见，以为有人要刺杀皇帝，直接将那人射杀。 不过，乾隆也深谙康熙“多有宽纵之弊”，雍正“多有严刻之弊”的教训，自己就要“宽严相济”。为了巩固统治，乾隆对江南一方面营造宽以爱民的形象，但另一方边，又铁腕清理那些对自己政权不利的文人，由此一手炮制了清史最甚的文字狱。在整个清朝160余起文字狱案中，光乾隆时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80%。 扬州举人徐述夔因为写了“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诗句，被牵强为灭清兴明。就连乾隆的忘年交沈德潜因为写了一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被解读为辱骂满清夺了朱家江山而卷进文字狱，被从坟里挖出来鞭尸。为了收紧对江南的思想文化控制，乾隆还打着修《四库全书》的名号搜罗江南民间流传的书籍，再加以删减篡改。由此，国民落下沉疴。鲁迅描述病症为：“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75岁时，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这样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他把下江南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显然不是游玩和艳遇所能承载的。对他而言，这是对帝国疆域统治的重要手段。为了统治，他可以施以隆恩，但也可能用严刑峻法。那些野史里的罗曼蒂克，更多是民间的想象罢了。 ● 参考资料： 《乾隆南巡的故事》，向斯，紫禁城出版社，2016 《大清帝国的得与失：乾隆出巡记》，赵云田，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看天下430期封面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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