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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去的2018年，尽管面临贸易战等诸多外部压力，但是中国经济依然走势稳健，特别是中西部很多省份的增长速度大面积超越更发达的东南沿海：前三季度中国增长最快的10个城市中，9个来自中西部。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涌现，恐怕又会让很多唱衰中国的评论者失望了。 中国经济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均衡，既是长期困扰政策制定者的挑战，同时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战略纵深空间。中西部持续增长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这种发展机遇，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经济学原理就能解释通——过去四十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外向经济的迅猛发展，东南沿海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和工业产能、拉高了沿海居民收入和工资水平、造就了与中西部省份的生产成本的“落差势能”。 因此，这几年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纷纷“内迁”，将制造业产能从珠三角和长三角迁移到包括江西、安徽、重庆等内陆省市，带动了当地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并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和产业链，有效地缓解了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被冲击的“中国制造”竞争力。产业的再布局，也为中西部企业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提升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与此同时，以高铁为代表的现代交通物流网络建设，让中西部经济在互联网时代拥有了更加便捷的交流方式。随着人力、货物、资金等生产要素流动成本降低，不仅改善了投资者对中西部省份的增长潜力预期，更大大增强了中西部省份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例如，通过高铁，以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现在只需要三个多小时就可以从西安到达成都，大大缩短了传统意义上的交通时间和运输成本，带动了两地经济的交流和共同发展。 数字技术进步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视。以“中国硅谷”贵阳的大数据建设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新经济发展模式，对城市地理、地缘位置的硬性要求在降低，区域经济发展跨越了传统地理空间的限制。中国人口基数大，互联网新经济潜力更大，不仅电子商务的数据硬件中心都建在中西部，电子商务软件平台的快速发展也让中西部更具特色的农副产品便捷地销往全国，让中西部经济赶超东南沿海插上了“数字经济”的翅膀。 当然，从中西部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转化为中西部全面崛起的新格局，依然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持续努力。首先，就是中西部各级政府职能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难度，远远大于东南沿海各省市——地处内陆的传统小农经济文化惯性，以及传统“官本位”的理念，都需要在现代经济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中逐渐转变。值得欣慰的是，随着越来越多年轻干部走上市县一级关键的领导岗位，诸多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从投资拉动向服务民生转化，进而为中西部企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 另一个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短板”是现代金融的体系建设。以沪深交易所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中心，都在东南沿海地区，内陆金融的发展相对滞后。更为严峻的是，中国属于传统的陆权国家，内陆地区的生产、文化、宗教具有不同于海权体系的独特之处，需要相对独立的“陆权金融”体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内陆多层次资本市场、普惠金融、金融扶贫体系的实践，都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性效果，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 总之，中西部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是东南沿海“先富带动后富”的模式延展，是中国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纵深。也只有从中国经济整体布局的角度考虑，更加合理地进行人口、产业布局，才能真正最大化发挥中西部增长潜力的牵引作用，实现中国经济整体的转型升级。(作者是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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